大乐是中国古代礼乐制度下的至高无上者，它与一般的民间音乐有很大区别，民间音乐大多以娱乐为主要目的，但大乐却主要以政治目的为止，大乐的重点不在于乐本身，而在于大乐背后的礼乐制度。

礼乐制度在周朝就已经出现，它规定了政治生活，如祭祀、君主登基，国家丧事等不同场合都有不同的音乐，就连君主和大臣就餐也有不同的乐，所以王维的《滕王阁序》有言：“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

辽代大乐和礼乐制度发挥了一种隐性的政治作用，将人的阶层分层深化到各个方面，辽代大乐也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礼乐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大乐有诸多内容袭自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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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大乐因其政权建立过程的特殊性，所以带有很明显的多民族融合的特性，而且辽代大乐对唐乐的继承要多于中原的北宋王朝。

辽代大乐在统治者的推动下，逐渐被其治下的汉民接受，这成为汉民接受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的隐性促进因素。

一、辽代与辽代大乐

1.辽的建立

辽代是由契丹民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于907年至1125年间活跃于我国北部的广大地区，一共经历了九个皇帝，长达二百一十八年。

有“小太宗”之称的唐宣宗去世后，唐朝的国力再次衰弱，继位的唐懿宗也没能挽救唐朝的衰退之势，黄巢起义则加剧了唐末的乱局，此间，中原和北方的少数民族都跃跃欲试。

例如南诏叛乱、沙陀人李国昌父子蔡州秦宗权、越地的董昌、刘谦等人，这些人都觊觎最高权力，并野心膨胀。

契丹源于东胡鲜卑，契丹迭剌部首领耶律阿保机在唐末的五代十国乱局中看到了希望，于是他迅速统一了同样处于内乱的契丹族，成为契丹族新的可汗。

耶律阿保机治理下的契丹族不断壮大，先后征服了周边大大小小的部落，完成了一个民族强大所需的领土规模。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但此时的契丹政权还不称为“辽”。公元947年，耶律德光占领开封，而后在开封称帝，并改国号为“辽”。

辽朝的全盛时期是辽景宗时期，这一时期，由于辽景宗政策宽松且施政有方，所以政治相对清明，贵族叛乱也比较少，对外战争也比较少。

与此同时，辽景宗皇后萧绰常常协助体弱多病的辽景宗处理政事，辽圣宗即位后，萧太后摄政，这一时期的辽国仍然比较强大。

到了天祚帝统治时期，外部的金朝加速了对辽的进攻，内部的叛乱更加频繁，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1125年，辽朝被金所灭。虽然后来还有“西辽”政权的存在，但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2.辽代大乐的主要内容

《辽史》载有：“辽代有国乐，有雅乐，有大乐，有散乐，有铙歌，横吹乐。”“大乐用之朝廷，别于雅乐者，谓之大乐。”

由此可见，辽代大乐只有在专门的场合才会出现，一般来说，辽代大乐主要用在元会庆贺、册皇太后仪及上寿仪等场合，这些场合都是一国比较重要的时刻。

辽代大乐有很强的观赏性，有趣而不失高雅，辽代大乐的乐器种类非常多，各有用处，包括玉磬、方响、搊筝、箫、卧箜篌、大箜篌、大琵琶、小琵琶等。

辽代大乐的主要内容实际源自唐朝音乐《景云河清歌》，大乐包括景云四部乐舞，分别是《景云乐》、《庆善乐》、《破阵乐》和《承天乐》，这四部乐曲演奏时所用之乐器、参与之人数，以及乐调都不同。

总体来说，辽代大乐的四部乐虽然源自唐朝，但也做了一些改动，融合进其本民族特色的同时，也加进了其他少数民族的音乐特色，甚至还带有一些稚嫩的原始色彩。所以，辽代大乐也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

辽代大乐对唐乐的继承既是音乐上的需要，也是辽统治者继承唐运的政治需要，五代十国时期，有很多少数民族政权都以李唐政权继承者的身份来获得民众的支持，辽朝统治者也希望借唐朝之名获得政权合法性，以收拢更多人心。

二、辽代大乐的特点

1.多民族性

辽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对境内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的统治采取了南北院制，设立了南院大王和北院大王，南北院制体现了辽统治者对境内其他民族的分而治之思想，但在音乐方面，辽统治者却没有为辽代音乐吸收其他民族音乐设立如此泾渭分明的界限。

辽代大乐对其他民族的融合和借鉴，主要体现在乐器上，据记载，辽代大乐演奏时共有23种26件乐器，虽然记载不同，但所用乐器的个数亦不会相差太多。

以毛员鼓和都昙鼓为例，这两种乐器都不是中原的唐朝和北部的契丹民族所拥有的，而是是扶南和天竺的乐器。

与其他很多乐器传入辽的方式一样，毛员鼓和都昙鼓是通过唐朝传入辽的，这两种乐器都在唐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这两种乐器参与的龟兹乐属于隋代七、九部乐和唐代九、十部乐之一，与龟兹乐所搭配的龟兹舞在西域也有很高知名度，并深受隋唐的中原汉民所喜爱。

2.继承唐乐

辽代大乐对唐乐的继承可以从乐调、乐声和所用乐器等方面得到证明，但辽代大乐并不是直接继承唐乐，而是在继承晋的基础上完成了对唐乐的吸收，也就是说，唐乐到辽代之时，并不是纯全的唐乐，而是带有晋之特色的唐乐。

然而，这些并不能妨碍辽对唐乐的继承，在乐调和乐声中仍然能够感受到唐乐风采，例如在辽代大乐“四旦二十八调”中可以发现唐代“俗乐二十八调”的身影。

辽代大乐对唐朝燕乐的继承也促进了唐代音乐文化的流传，就像曾经阿拉伯人在中世纪保存欧洲文化对日后欧洲思想解放产生的作用一样。

据记载，唐代同名的燕乐在唐中期战乱时期就已经遗失了，《景云舞》是四部乐中唯一留存下来的燕乐，其他三部基本在开元年间之后遗失。

辽代的《庆善》舞保留了唐代的《九功》之乐，辽代的《破阵乐》保留了唐代的《七德》之乐，由此可见，辽代大乐对唐代燕乐的继承起到了保存唐代音乐文化的积极作用。

三、礼乐制度：礼乐制度中的一环

支撑西周走过八百多年历史的四大制度中就包括礼乐制度，其余三大制度分别是分封制、井田制和宗法制，四大制度负责不同的领域，共同拱卫着西周的统治。

礼乐制度是王朝文化的体现，也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不同等级的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要求，这体现了封建时代清晰而又明显的贵贱长幼之别。

简单地来说，礼乐制度维护的是宗法制度下的君权、神权、夫权和神权，所起到的作用是在政治管理部道德领域深入贯彻等级思想。

辽代大乐实现了区分等级之差的作用，清代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记载：“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广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

辽政权建立以后，不仅要进行政治领域的建设，还要进行文化领域的建设，政治领域的建设是为了给境内的被统治者制定显性的制度规定，而文化领域的建设是为了对境内的被统治者实行隐性的影响，灌输所谓“归属感”之概念。

《礼记》记载：“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和。”大乐并非辽代独创，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只是称呼不同，此后的其他朝代也有与大乐内容相似的祭祀和宫廷音乐，有的被称为雅乐，有的被称为“燕乐”，还有的被称为“鼓吹乐”。

所以辽代大乐只是漫长的中国古代宫廷音乐发展史中的一瞬，以大乐为组成部分之一的辽代礼乐制度同样也是漫长的中国古代礼乐制度中的一环，所起到的是承前启后的作用。

四、总结

辽代大乐中的四部乐继承了唐乐，这是已经灭亡的唐朝文化对新兴的辽代文化的影响，可见唐文化影响之大和影响之深。

辽代大乐的演奏有专门的乐人，被称为乐户，这些乐户就相当于今天的国际级音乐家，专门在一些重要场合演奏大乐。

由此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乐籍制度，与乐籍制度相匹配的是专门管理音乐的官僚机构，这些机构对以大乐为代表的官方音乐进行规定，例如演奏的人数，演奏的乐调，演奏的形式等等。

辽代大乐不仅是音乐领域的成就，也是见证中国古代封建制度对少数民族政权影响力的媒介。

礼乐制度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用来巩固自身统治的工具，这一制度在文化习俗层面对人的行为进行了规定，所以当叔孙通为刘邦制定宫廷礼仪时，刘邦才发现了当皇帝的威严之感，辽代大乐所起的作用正是如此。

辽代大乐对唐乐的继承，以及对其他少数民族音乐的吸收也为今天的中西文明交流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即从音乐的传播路径研究中西文明交流路径。

参考文献

《辽史》

《礼记》

《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

《荀子·礼论篇》

《论语·八佾篇》